我的妈妈是税务员(2)

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。她似乎……习惯了。

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、喧嚣的背景音之下，我们家的生活，陷了一种极其古怪的、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。

妈妈嘴上，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。他的名字，连同那本厚厚的《复活》，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，从我们家的常对话里，彻底消失了。她对我，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。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，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而让我重写半页。

我们家的晚饭时间，开始悄悄地，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。从五点半，变成了六点。

起初我没有在意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饿得厉害，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。她正坐在窗边，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，听到我的话，也不抬地说：“等天黑透了再做，凉快。”

我知道，她在撒谎。

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，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。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，那辆黑色的、四个圈圈的奥迪车，都会准时地，从那扇大铁门里，缓缓地驶出来。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，她是在等那辆车。她想知道，他今天，有没有加班。

她从不承认。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，她就会立刻站起身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走进厨房，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，心似乎也会好一些。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，她脸上的那层冰霜，就会结得更厚，那晚的饭菜，也总是会咸得发苦。

我们家的电视机，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，彻底坏掉了。屏幕上，只剩下一片永恒的、沙沙作响的雪花。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，拆开后盖，鼓捣了半天，最后摇着宣布，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，没得修了。

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。她会在晚饭后，带着我，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、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。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，路灯很亮，路面很宽，是县城里所有有有脸的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。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，或者县医院的院长，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，以前总说那里的太吵、太显摆，但那段时间，她却一反常态地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。

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。她自己什么也不要，只是拉着我的手，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。她的步子很慢，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，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群中，来回地、不着痕迹地扫视着。我知道她在找谁。